那些鸟儿：旅鸽走向灭绝的故事
想像一下，当你明天一大早醒过来，发现那些亲切的野鸽子——学术界说法为“原鸽”，民间说它们是“能飞的耗子”——都消失了。在你的窗台前，它消失了，在圣马可广场，在特拉法加广场，在印度拱门，在公园里，在人行道，在电话线上，在屋顶上，它消失了。你会为这个亲切的物种的消失而伤心吗？还是会去拔掉空调的驱鸟器，好好庆祝一番？你的反应可能根据它们灭绝的原因而定。如果这些鸟儿是因为大规模禽流感、鸽流感而丧命，那就让它们消失吧，你不会有罪恶感；但如果它们是因为人们的猎杀而灭绝，可能出于道义感，你希望基因工程能让它们重返人间。
以上想法，是我在读乔尔·格林伯格的新书《天空流过乱羽河：旅鸽灭绝的旅程》（A Feathered River Across the Sky: The Passenger Pigeon’s Flight to Extinction）（布卢姆茨伯里出版社）时产生的。这本书所研究的主角曾经近乎铺天盖地，后来消失无踪，这本书有复活科学怪人一样的鸽子复活梦。在生物工程学时代之前，学名为Ectopistes migratorius的北美野鸽如同科幻小说里的角色，这也是值得去重游格林伯格的书中世界的原因。这是灭绝的古代巨鸟嘟嘟鸟之后，再度被大众了解的已灭绝鸟类。这本书是最近六十年关于鸟类灭绝的研究最重要的著作。
有时候，旅鸽会因为它的羽毛的颜色而被叫做“蓝鸽”，不过这蓝色会夹杂着灰色、红色、铜色和棕色。我们不要把它和它的远亲信鸽混淆了，信鸽只是一副戎装打扮的家养石鸽。石鸽品种多样，有在六千年前开始驯养的品种，今天仍有野生的品种，也有在十七世纪早期被带到欧洲沿海国家的鸽群。而旅鸽则是北美洲的土著鸟类，它们曾飞越北美大陆数以十亿英亩计的大地，寻找可食的坚果树果实。在欧洲人来到美洲时，它们早已和美洲野牛在此地生活着；追溯到数千年前，它们也早已经在当地迎接从白令陆桥迁徙过来的人们——他们成为了如今的土著居民。在那片洁净的土地上，巨大的树木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到处生长，旅鸽在和谐的自然中繁衍。
旅鸽也曾是北美洲，甚至全世界数量最多的鸟类，这个数字难以想像，它们在东方统治了一半的北美大陆。1813年，约翰·詹姆士·奥杜邦目睹了一片鸽群——只能如此称呼那群拥挤得密密实实的鸽子吧，以时速六十英里的速度飞过，遮天蔽日——但它们仅仅是突前哨兵而已，接踵而来的是连续三天才完全飞越的主力队伍。当时的另外一位鸟类学家亚历山大·威尔逊，对他所遇到的一片鸽群作了测算，多达2,230,272,000只。我们来作个比较吧，想一下，今天全世界的野鸽子全部仅剩下两千六百万只，如此，你知道那个数量级别的令人震惊之处了吧。你可以想像一下，以现今全世界全部野鸽子的八倍之数，同时聚集，从你的头上飞过。
因此，怪不得，目击者总会用近乎圣经式，甚至启示录式的语言来描述所见到的鸽群。1855年，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当时飞过一波鸽群，有目击记载如下：
观鸟人盯着鸟群，那较低的杂音变成了强烈的躁动。现在所有人都从房子和商店里跑了出来，不安地看着这片越来越厚的云层，它完全遮挡了阳光。尖叫的孩子们往家里跑。拉起长裙的女人们慌忙地寻找可以躲避的商店。脱缰的马匹到处冲撞。一些人以为圣经中的千禧年已经到来，喃喃着可怖的言语，更有数人下跪祈祷。
在陆地上，这些鸟儿的势力也如此壮大。它们的下喙的两个嘴角联结处灵活得能让嘴巴能张开两倍之大。嗉囊可以装下“多达四分之一品脱的食物”，还可以呕吐掉，以便装上碰到的更好的食物。梭罗发现，它们能够吞下整颗橡树子，这让这位狂热的鸟类观察家兴奋不已。在十九世纪晚期，一家底特律的报纸这样写道，雏鸽的“消化能力堪比6个14岁的小男孩。”
在旅鸽飞过之后，它们的身后只剩下裸露的田野和毁坏的林木；这种场景和一战的摄影作品差不多——无人区里，只有一些残枝枯木。“它们集居在一处，直到把栖息地的所有枝条都折断，”那个时代的人如此回忆道，“然后会搬到木材区，也是一样的生活方式。在它们活动过的区域会起大火，火会把剩下的木材烧个干净。”它们的粪便压在枝头上，和雪一样堆在路上，厚达一英尺。粪便对下层植被有害，对树木致命。
有一个猎人讲起，当他只有十六岁时，那是1845年的一个晚上，他经过俄亥俄州的一个沼泽，他把桤木和柳树看成了干草堆，事实上，那是黑压压的一片旅鸽。数不清有多少层的和金字塔一样的旅鸽群，把树枝都压到了地面上。到了1871年时，有人发现威斯康辛州斯巴达县有一个占地达八百五十平方英里的旅鸽筑巢地，其数目有上亿只。
但这个旅鸽的王朝只是假象。二十九年后，在俄亥俄州，一个男孩用一把十二号口径的手枪射杀了一只旅鸽。事后证明，那就是这个物种的最后一只野生种。（不过，格林伯格发现有一只样本可证明是在1902年制作的。）有一批圈养的旅鸽仍生活在辛辛那提动物园，其中有一对用的是建国总统华盛顿及其夫人的名字——乔治和马莎，但对于它们来说，漫天飞羽的帝国不复存在。只有马莎活过了1910年，对于一只鸽子来说，这种命运太沉重了，它们的祖先曾经和奥杜邦所描述的那样，如同“在大海远处涌来的强风，从一艘收帆的船只的绳索船具间刮过。”
往后的四年里，马莎茕茕孑立的身影成为了动物园的一个热门景点。它很少活动，有游客往她身上扔砂子。政府用1000美金作为寻找马莎的新配偶的奖金，但在1914年9月1日，世界上最后的这一只旅鸽离我们而去了。
让我们记住这个日子，就是这个故事令人难过、难以接受的部分。想像下，你要是知道那是在六月的某个星期二是最后一只雷克斯暴龙轰然倒地的日子的那种感觉。新闻报纸追踪报道了马莎被冷藏在一块重达三百镑的冰块内，用火车从辛辛那提运往首都华盛顿特区。它被剥开皮后填充成样本，在史密森尼博物馆展出，唤醒这个国家的负罪感，去反省在毁灭旅鸽和它的栖息地的过程中民众的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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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流过乱羽河》对于自然的历史、哀歌和为环境疾呼都有同样的篇幅。这本书刚好出版在马莎死亡的一百周年。作者格林伯格是一个鸟类观察博客的博主，也是《芝加哥地区自然历史》的作者，还有几部合著。他同时推进建立了一个叫“旅鸽计划”的自由项目，它和教育机构、博物馆和自然团体有合作关系，他希望借助马莎死亡的百年纪念作为“教育的契机”，让人们意识到人类和自然世界复杂的关系。
格林伯格是一个勤勉的研究学者，带着自然主义者的好奇心，他在书里讲述了那些鸟儿的故事，列出它们可食的超过四十二种的植物和喜欢的农作物，还有它们对“坚果果实”的喜爱——包括山毛榉坚果、橡果子和在树林中生生不息的其他硬壳果子。旅鸽有不为人知的搜寻坚果果实的诀窍，虽然并不容易确定，但它们应该设置了侦察小组。在它们仍存活在世间的时候，人们除了抓捕、猎杀和烹饪之外，对它们本身没有什么研究。关于旅鸽的一些基本问题，已有相关的鸟类学论文，这些内容枯燥的文献，却给了《天空流过乱羽河》满怀伤感的启发。比较典型的有这么一句：“我们永远无法回答这个曾经存在的物种的一些问题，没人知道它们一年能孵育多少轮。”不过，格林伯格所定下要解答的核心问题，为什么旅鸽的种群个数会在不到五十年之内从数十亿归于零。
有个简单的答案，它很好吃。在还没有冷藏的时代，人们随时捕杀旅鸽，这很容易，再加上它们如平时所见，太多了，和《出埃及记》纷纷落下的鹌鹑那么丰盛。1781年，新罕布什尔经历了一次谷物歉收，一波鸽群让这带地区免于饥荒。虽然有过这个救世事迹，但在大部分美国人的眼中，天空上那片云彩一样的鸽群全是大快朵颐的肉丸。
在十八世纪早期，这些诱人的捕杀目标让有些城市不得不禁止在镇内狩猎，1727年的一条法规提及了原因，“市民肆意在窗户、门口和街道中央滥用枪支自由”。你甚至连枪也不需要：你可以把它们从树上的鸟巢捅下来，或者用棍棒扔往空中去砸落它们——马克·吐温回忆起在密苏里州汉尼拔市度过了他的童年时就用过这样的捕鸟棍。格林伯格的书介绍说，雏鸽吃的是“鸽奶”——成年鸽给幼鸽反呕出来的坚果果仁——雏鸟变得肉质丰满，甚至会“啪啦”一声栽到地面上。
连旅鸽也在伤害自身。格林伯格描绘了一个场景，群鸽集栖在巨大的栖息地里，读者们可以想像到，“当树枝或整株树被折断，会砸死地面上成千上万的旅鸽，损失惨重。当鸽群飞到饮水区时，降落的旅鸽往往会把先到者压到水中淹死。”怪不得在那个孤单的笼子里马莎才可安享天年。
印第安人的塞纳卡族把这些鸟儿称为“大面包”，并流传着一个故事，一只远古的白鸽通知一位战士，旅鸽被选中为赠予人类的礼物。格林伯格的分析表明，其实美洲土著最初还是持着有节制的守则，但随着上面所提到的种种破坏行为的发生，这些守则大概也荡然无存了。可能是整个种族习性的使然吧，人类总会把发现的自然资源消耗殆尽。古印度人把包括猛犸象在内的巨型动物捕杀殆尽，不会飞翔的恐鸟被新西兰岛的毛利人吃个精光，史前文化的太平洋岛民更是灭绝掉了超过千种的鸟类。
对于美洲土著和欧洲殖民者来说，发现旅鸽群或一个巨型的旅鸽栖息地会让他们兴奋得如同过节，然后每个家庭成员都分配到自己的任务：射杀，把雏鸟捅下鸟巢，追上飞不起来的旅鸽，把死掉的鸟儿收拾好，浸洗、盐腌、烧烤或煮熟。
狩猎故事往往会夸大其辞，令这些鸟儿带上了神奇的色彩。男孩子把核桃树干制成长棍，在棍头绑好绳子，插在地上，再拉动绳子放开，弹回的长棍就能把鸟儿击倒到地面。鸟儿们在树木之间筑巢。田纳西州曾有人往其栖息地引火，“第二天过来收拾烧焦的死鸽，自己食用或卖掉”，烧死的鸽子堆积起来有两英尺之厚。
当然，还有更多精心设计的猎杀方法——比如，用一个活鸽子把鸽群引入捕网之下，这也是“诱鸽”一词的来历，现在用来指代交待或引出同伙的犯罪分子。对诱鸽的需求，还有后来“射鸽”运动的发展，催生了活鸽交易。射鸽是让运动员瞄准击杀被同时放飞的活鸽子的运动。被送往射杀之前的运输过程就会有很多鸽子死掉，所以需要很大的供应量。（因为鸽子越来越少，这项运动就转为“多向飞靶射击”，飞靶的昵称是“土鸽子”，比赛规则仍然不变。）
在美国还充满乡村气息，铁路还没有爬到罕无人烟的地方的时代，看起来捕猎还不足以削弱庞大的旅鸽种群。不过，在南北战争之后，事情迅速地起了变化。通过一些电报记录，你可以知道旅鸽当时在哪些地方筑巢，被火车快速运送至某地，捕猎到的旅鸽被卖给数百公里以外的城市。不久，猎人贩子们展开了非常大规模的猎鸟活动，数以万计的旅鸽塞满了货厢——到1878年古斯塔沃斯·斯威夫特设计了冷藏货车后更是变本加厉。这意味着搬到发展中的城市的乡村移民仍然能享用野味，而有钱人则可以在新餐馆里享用乡村口味的精美菜式，比如在纽约的德尔摩尼柯餐馆能吃到“雏鸽肉卷”。以上这些刚好发生在信息记录爆炸增长的时代，在猎人们捕杀旅鸽时，它们的栖息地也开始遭到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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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伯格不遗馀力地记录了在那浩大的鸽群消失之后，人们还声称有“看到”那些鸟儿，更有一些离奇古怪的设想，解释说它们可能是迁徙到了别处。《科学》杂志推断它们去到了亚利桑那州的沙漠；另一本杂志《海雀》则认为它们是在普吉特海湾以东，还有一个伐木工人声称他在智利看到了数百万计的鸽群。亨利·福特确信它们在去亚洲的途上全部淹死在太平洋里了。就如被截肢者依然会感到肢体依然存在，这个国家坚持认为鸽群从未消失。一联想到鸟儿的消失和人类饰演过的角色，可能真的是太难以接受了。
正因无法放弃这些幻想，所以一个进行中的旅鸽复活计划不会让我们感到惊讶，至少要带回一个在基因上相像的幻影吧。由斯图尔特·布兰德设立的“今日永存基金会”的分支项目“复活与修复”接受了发起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哈佛基因科学家乔治·丘奇的伸出的援助之手，致力于常被称为“反逆灭绝”的工作。
去年三月，复活与修复项目、TED大会和《国家地理》杂志赞助的一场研讨会上发布的计划让反逆灭绝成了头条新闻。按计划，首先从博物馆的旅鸽样本的脚掌提取基因，把它和斑尾鸽（基因近亲）的基因整合，再用整合基因去调节另一种鸟，可能会选中鸡，让它产下整合基因的蛋，让斑尾鸽抚育，让信鸽教会它群聚飞行。如果你觉得这听起来和幻想没有分别，请想下2011年在迪拜已经实现培育出一只“嵌合基因鸭”：这个一边迈着鸭子步一边嘎嘎叫的家伙其实是一只鸡，至少复制过来的外形是这样。
《乱羽河》在附录里用几个中立的段落介绍了反逆灭绝，没有再发问，为什么人类想要这种鸟类归来，它们的栖息地已经被摧毁，何况它曾在那个时代像蝗虫群一样袭击、毁坏过荞麦田。不过，这些鸟儿的破坏性并不妨碍它成为一个环境教育的道具。出于这层意义，可令人信服地利用旅鸽的故事纠正那些认为自然世界不复存在各种危机的观念。这些鸟儿的习性是吃光一切，接管大地和天空，必须要承认，这听起来有点像我们自己。如格林伯格写道，“这是一个广泛认同的观点，这个物种如果没有庞大的种群基础，便无法维持下去”，于是，它的衰退引发了进一步的衰退。换句话讲，庞大的种群上的合作是旅鸽生存的基础，也是它灭绝的原因。然而格林伯格所讲的故事并非是两个都有极高的物质需求的物种发生的难以协调的冲突，这是加害者和受害者的故事。
即使我们在当时并不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确实是我们的猎杀引发了旅鸽的灭亡。我们算是把它们留存了下来，至少留在了硬币图案上；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技术天赋和保护意识——我们和动物不同的两项证据——终能结合到一起，我们可以拯救他们。林伯格反复强调杀害罪，平实的用语仍无法掩盖宗教信徒式的不肯容忍。他在处理时间和地名倾向于模糊化，以致看起来如同在一个狂热的时代，整个国家炸掉了、踩踏过、吃掉了（字面上的意义）全部旅鸽，而不是一系列的产业化和环境因素综合的复杂原因导致这场灭绝。“旅鸽竟然灭绝了，真是可耻，”他如此嘲弄1808年发表一篇回忆“愉快的”猎鸟活动的文章的女作者——当时的世界可能有五十亿只旅鸽，“后来的子孙们再也无法体会到向鸽群瞄准开火时那种如同吸毒的快感了。”
人类在各自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里生存，正如旅鸽在田野、树上和空中生存；举个例子，需要记住的是，在工厂化农场经营和超市出现之前，乡村百姓狩猎是为了果腹。仅仅是美国的养鸡产业每年就杀掉超过七十亿只鸟儿——远远超过旅鸽在其巅峰时期的数量。十九世纪还没有人研究出如何把捕鸟活动变得可持续，但我们不妨假设如果真的有人研究出了，旅鸽的命运会如何，还有我们本身的命运会如何。
如果格林伯格能深入研究在1880年代最后一次的鸽群猎杀发生的背景，这可以作为实用的补充。当时，美国正经历1873年经济恐慌的余波，这将引发后来的大衰退。（历史学家詹尼弗·普赖斯在其著作《迁徙地图》有不错的分析。）经济困境解释了为什么这个陷入困境的国民遇到鸽群时的想法不是保护，而是转化为经济利益，不过它并不是把灭绝一个物种的合理化借口。鉴于格林伯格的环境保护立场，这更是尤其重要。因为在现代，地区性的经济困境仍会时常重现，当地的物种便会陷入灭绝危机。只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才能生产如此之多的公平贸易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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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然史而言，格林伯格的书丰富之甚，但若以人类史而言，他更像一个带着愤怒去回顾的环保人士。他是这样介绍射鸽运动的，“射杀旅鸽迸发出的巨大乐趣显然还满足不了某些人。他们想要比赛，想方设法，把杀戮变成游戏。”这些肆意的挖苦在攻击直接目标时忽视了猎人、经济需要和人类本性。
要理解枪支和自然保护的关系，和理解旅鸽和山毛榉坚果的关系一样重要。环境运动是在旅鸽的消失之后出现的——旅鸽的困境启发了保护野牛的意识——且更多是由猎人们发起的。1877年，富裕的体育爱好者西奥多·罗斯福和乔治•伯尔德•格林尼尔成立了布恩和克罗其特俱乐部，而后演化成了一个游说团体。爱荷华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约翰•F•莱西作为俱乐部成员，对此颇为得意。在一次众议院会议上，他动情地以地板上的一只旅鸽展开了动情的演说，从而推动了在1900年通过的第一部全国性鸟类保护法，又称莱西法案。这些以收藏猎物为爱好的狩猎人成为自然保护者不仅出人意料，更在情理之中——他们之所以需要被保护的广袤森林，是因为他们想要大量的猎物供应。对他们来说，射杀猎物时“如同吸毒的快感”反而成了保护它们的关键。布恩和克罗其特俱乐部的贵族们和格林伯格一样鄙视以靠猎杀动物为生的贩子猎人。
俱乐部的一位成员麦迪逊•格兰特走得更远，他把更严格的保育态度和以不被践踏的自然为狩猎目标的激进思想引进俱乐部。格兰特可以说是他所在时代最重要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他为了协助野牛保护而设立了纽约动物学社团。这些极端的信念是他作为一个生物种族主义者的罪证，以致于希特勒都用粉丝的语气给他写了一封信，不管怎样，这也是故事的一部分。于是有了威廉•霍那迪的故事，虽然他帮助格兰特把野牛重新引进俄克拉荷马州，但在1906年，他把一名刚果矮人放在布朗克斯动物园的猴子笼里展览。
环境保护运动中难以启齿的秘密要比北美野鸽还要多，为什么不会呢？我们只是人类，和我们所哀悼的动物一样复杂。不过，以马莎离世一百周年作为教育的契机，现在正是时候揭示这些秘密了。
格林伯格在附录中单独另起一段介绍了“优生学”，提及了他的偶像A.W.肖尔格在著作所讲述的困惑。A.W.肖尔格在1955出版了一本关于旅鸽的著作，成为了后来所有的相关研究必定的参考——他发现一本小册子，上面写着这样的警告，“聪慧的人类”切勿踏上“已成往事的旅鸽”的道路。
“要把旅鸽的灭绝和优生学关联起来，”格林伯格点评道，“我的头脑的想像力还远远没有这个水准。”事实上，等写到为史密森尼博物馆解剖马莎遗体的R.W.舒费尔特时，他本人就建立起了这样的关联。格林伯格写道，当他知道R.W.舒费尔特写过重要的鸟类研究著作，也“曾连篇累牍写过国内种族关系的文章。他对众多的百姓同胞毫无怜悯心，却同时为解剖台上的物件感动不已。”他感到很失望。即使他对此感到厌恶，但这是舒费尔特这些人表现了对自然的热情，让格林伯格对马莎盖棺定论时，他凭着科学家的感性决定，没有解剖那只鸟儿的心脏，对“这个世界所见到的最后一只活生生和’蓝鸽’”致敬。
马莎死掉两年后，麦迪逊•格兰特出版了《伟大的种族的消逝》，他把移民中的“北欧”民族视为入侵种类，对这种威胁拉起警报。格兰特相信，白人如同野牛和旅鸽一样都需要保护。他认为犹太人、亚洲人和东欧人如同地球上的野鸽子，最后，他说服了国会制定驱逐计划。
对鸽子的爱要多过对你的同胞百姓的爱，这可能吗？当然——尤其是当你对某类人有偏爱，你就会认为一些人要比其它人更有价值。对于格兰特来说，这是一个种族问题，但区分人群有非常多的方法。我们已经告别了一个时代，总统不再有权和他的狩猎同好罔顾公众利益，占据几百万英亩的旷野。如果没有广泛的共识，是无法保护任何生物的。
如果对其复杂性所知甚少，我们甚至连需要拯救的有哪些都不知道。伟大的生物学家E.O.威尔逊说我们对将要来到的一轮灭绝潮流毫不知情，因为虽然世界上有千万或上亿种物种，但我们只认识了不到两百万种。和旅鸽不一样，这些生物可能躲在海洋里，森林树冠上，一小把泥土里。要仔细了解这些信息，既要努力，更要想像力。这是对人文主义教育的质问，到底反逆灭绝计划是要实现一个对自然的真实承诺，抑或只是用生物工程学去复活死者，只为安抚怀旧的心理。
1862年，梭罗一篇玄妙而美丽的散文《散步》把旅鸽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数目衰减比作思想在人类脑袋中的衰退，“如同我们思想的树林变成了荒地。”把那些鸟儿比作遗失的思想，这是夸赞它们的绝好说法。马莎和她数十亿的伙伴被我们这个复杂、不带怜悯的现代工业世界所消灭，但梭罗在十九世纪的抗争——“简单些，再简单些”——帮不了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实际上，当涉及到我们和自然的关系时，简单化的意愿反而可能会成为这个世界最具毁灭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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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纽约客》读书专栏: Jonathan Rosen: Why the Passenger Pigeon Became Extinct : The New Yorker